大型能源企业掘金焦炉煤气

美国SEC也会针对企业提供的信息披露材料对企业进行实质判断，但美国SEC判断出价值上存在缺陷的企业会让企业提供更充分的信息披露来对缺陷进行解释，直到认为企业已经完全实质披露信息，提供的信息能够让投资者充分理解并判断企业的价值。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商业崛起就此展开。改革开放前，中国集体主义文明下的计划经济达到极致。

资本的来源是将原来无法资本化的低端劳动力资本化——通过将未来租金作抵押，盘活了原来因流动而无法定价的低端劳动力。相比世界普遍采用的私有土地制，国有城市土地所有权归属于城市化的推动主体——政府，使得政府得以抵押土地，从而将未来公共服务收益贴现，极大地降低了土地资本化的交易成本。发行的票据从原来的4832万美元增加到1.492亿美元，发放的贷款更是从1.37亿美元增加到5.251亿美元。美元就是这样一个泡沫货币，高贴现率的美元就可以通过与低贴现率货币交易套利。金属货币较少却发行了大量银行券的银行纷纷倒闭。

这也解释了从大航海时代开始的霸权国家更替，为何先是从百万级人口的西班牙、葡萄牙开始，然后是千万级的英国、德国，后来轮到亿级人口的苏联、美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只能是稀释购买力。那我们能不能增减挂钩？我们就在全国各地推行增减挂钩。

朱总理决定所有的外贸出口，企业外汇一律实行结汇制。同时也在考虑作为非存款类的金融机构，那么这样一个非典型的银行，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银行。他一看非常亲切，看到这么多老一辈革命家，回忆他历次访问中国，会见毛主席、周总理，他非常高兴。我这个建议被朱总理采纳了，还有包括当时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的领导都给予支持，包括周小川行长就给予我们很多支持。

我就说，您举全市之力，动员全市把我们的不良资产化解了，我也核销一部分，但是是有限的比例，天津市归还一部分是比较大的一个比例。那都是走的正常合法渠道。

不吸收存款，还要有资金来源。然后我们就可以跟天津市合作，你城市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各项项目，我帮您做前期规划，给您一个大额贷款，大额贷款大到多少呢？150 亿。这一点对于国际形势、亚洲形势都起了决定性的稳定作用，体现了大国领袖的风范。当前来说，要控制影子银行和资产管理。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开行的不良率非常高，一度几乎达到40%。那么，猛在哪里？ 陈元： 我在开发银行工作了15 年，对开行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储备发行同样使我们具有抗贬值和通货膨胀的能力。没有国际化，谈不上国际一流。

一个一个国家，都开始了。我说不是先见胡主席呀，他说这次跟外交部说好了，先见您，然后再去见胡主席。

第一次访问就是跟随胡锦涛主席去古巴，我去古巴就是想为开展国际业务，到古巴看看。远远超过我们国家日常的国际收支的需要，而且成为我们国家货币投放的主渠道，外汇占款成为货币供应的一个主渠道。

我之所以能在这十几年当中，从根本上对开行进行一些改造，很重要的是我在人民银行这10 年，学到了金融、货币、信用、信贷发展的一些基本理念和基本的原理与原则。但这个事我说了不算，得国家领导，得胡锦涛主席、国务院总理来决定。所以我到开发银行，由于过去工作的经验和积累，我天然地有一种看法，就拿最好的银行来衡量开发银行，哪条够标准，哪条不够标准。天津市整个经济发展和建设的资金，一下子就都活跃起来了。我们的这个债券发行，就由资金司每年个开会，向专业银行布置任务。您算账吧，这两头哪个重要。

用这个来表述我们债权发行的市场化是最准确的，既讲清楚了我们跟国家的关系，又讲清楚了我们跟市场的关系，就是一个纯市场化的发行方式。第二个，福建长乐机场，数额比天津夏利小。

我当时一看这个，世界革命的领袖呀。现在国家开发银行各个分行的人，都以自己能做国际业务为荣。

这些国家从外交、政治、安全等方面跟中国关系都是很友好的。你们先去，为了让他们去，我开了一个走出去上合组织工作组动员会，把外交部的部长助理、现在驻俄大使李辉同志请来作动员报告，介绍上合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

我们可以做的就是首先把发债市场化，我就开始考虑怎么把开发银行的债券发行从派购转化成市场发债。我说，说到底，我们都是一个目的，银行也好，地方政府也好，大家都是为发展国家经济而努力，这当中的问题，我们可以合作研究解决办法。卡斯特罗主席一下就高兴了，会后就把我留下了，要跟我单谈，然后第二次单独会见我。这个定位是什么？我们不是央行，不是财政部，我们是一个国家赋权的法定机构。

但我们缺一条腿，缺国际化这条腿，我们现在就要补上国际化这条腿，要在全球布局开发银行的业务。他马上就给我们表态，盘江煤电问题我们跟你们合作一块解决，最后我说没问题，我们可以核销一部分。

对国家开发银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宗良：1998年您担任国家开发银行的行长，也算是临危受命。你们的任务是要确保这些国家跟我们国家密切合作，在经济上得以加强，将来在边界上是友好国家，不是北约的大兵站在我们边界上。

觉得当时的决定做得太好了。卡斯特罗在这样的形势下，能有这样的眼光和目标，做这样的事情，我就请教卡斯特罗主席，我们来到拉丁美洲，怎么开展工作？请卡斯特罗主席给我们指点一下。

这个最终决定国家的货币投放多少，实际操盘的部门。因为实行强制结汇以后，我们国家的外汇收入以及人民币的投放，就不再取决于我们国家自身经济运转的货币需要，它是我们国家出口能力的一个反映。他说那好，下午见胡主席，见了胡主席他就提出来，要设立这笔基金。卡斯特罗主席马上给我介绍，你可以去委内瑞拉见查韦斯，跟查韦斯合作。

可以说，中国人民币不贬值，顶上这些小国抛售几百亿、上千亿美元的外汇。用同样的办法解决，没有到行领导，没有要我一次一次地去见福建省、市领导，我们信贷局的局长跟当地的领导沟通过程当中就解决了。

我们现在是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是有管理的。但是，还有大几百亿的不良资产, 怎么办？我就开始在银行内部开行长办公会，也开党组会，就一个题目，怎么化解不良资产。

我就在办公室把所有的年轻员工全部组织起来，穿好西装，站好列队，欢迎查韦斯总统。于是，全行的不良贷款开始直线下降，就降到10%，我们就开始兴奋了，10%在国内就是高水平了，然后又降到7%，6%，降到 5%，我们就是壮着胆子降，我们要降到2%、1%， 到国际先进水平。